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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学基本问题的重新定位
发表时间:2013-12-26 15:34:16[ 阅读次数:1022 ]

 

相信从事翻译的人乃至外行对于“翻译”、“原著”、“译文”之类的所指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对“忠实”/“不忠实”、“对等”/“不对等” 之类的界定恐怕也不乏明确的认识。当然,至于具体翻译是否能够忠实、对等,则另当别论。文化派的兴起引发了翻译学的范式革命,冲击,甚至颠覆了既有的一切术语和相关概念,就连最根本的、我们理所当然接受的“翻译”也在诘难之列。文化派领袖芭斯奈特在“翻译什么时候不是翻译”一文中对“翻译”及相关概念进行驳难,揭示了其“模糊性”和“虚幻性”。这是文化派范式革命的一篇重要文章,是旧范式是否过时、新范式能否成立的理论根据。鉴于其重要性,我们有必要对其重要论点进行剖析和思辨,以更好地把握文化派的理论取向和实质。如果该理论有失偏颇,也是我们澄清翻译学基本问题,将翻译研究向前推进一步的良好契机。在我们论证和评判过程中,希望读者反复思考以下问题:

(1)芭斯奈特的论证能否推倒翻译这一概念?

(2)伪译是不是翻译,能否以伪译界定翻译?

(3)原作、译作有无边界?

(4)“共谋”有没有合理成分?

(5)“改写”、“操纵”是不是翻译的本质属性?

对芭斯奈特基本观点的剖析

芭斯奈特开篇就论及译作与原作之间的关系,总结了翻译界长期以来广泛讨论的两个重要命题:

命题1:翻译是违反、背叛,是受人尊崇的原作的次等摹本。

命题2:译作是源文本的“再生”,是它的存留,它的转世。

命题1:是指译作不等于原作,而且是劣于原作的。这种看法曾是学术界广泛认同的,几乎接近常识。命题2是译作与原作地位平等,为芭斯奈特(Bassnett 1998: 25)所推崇。芭斯奈特甚至认同德里达(Derrida 1985)“译作变成了原作”的夸张性隐喻。她援引两个人的观点来支持自己的观点:(1)维纽提(Venuti 1995)的译者可见性(translator’s visibility),即译者在译作中显现自己,使译作延续原作的生命;(2)高达德(Goddard 1995)“炫耀”她以其“从女人的观点进行处理”的策略对文本进行操纵的种种迹象。芭斯奈特认为这些译者“凸显自己”的观点并不激进,几百年来译者就是如此实践翻译的,如16世纪查浦曼(Chapman)对荷马的过度操纵及17世纪拉莫特(de la Motte)对这同一作品的操纵。这说明译者切切实实地将自己铭刻于翻译之中了。芭斯奈特还以波尔吉斯(Borges)的怪诞故事为例,企图说明译作等同于原作是不可能的。该故事说,波尔吉斯著作中的主人翁想重写一部《唐?吉可德》。由于他要再创完全等同的文本,所以就过着和原著作者同样的生活,这意味着要将塞万提斯的生活一板一眼地再过一遍,结果写出的小说与原著一字不差。芭斯奈特认为两个文本之间一模一样这一观念十分可笑,译者如果认为能以另一种语言再现同样的、对等的文本也同样愚蠢。芭斯奈特想说明什么呢?她无非想说明“忠实”、“对等”的虚幻性,进而说明“原著”、“译著”乃至“翻译”的虚幻性。为此,她特别强调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因素——“语际转换过程中译者涉入的迹象,随处可见”。结论是:翻译研究经历了争取承认的种种斗争,原来其性质却是不可把握的。“翻译具有变色龙的性质,能改变颜色,改变形体,能将自己译成许多不同的东西”。而且,她认为这种可以类比于翻译的性状是必然的,以前曾显得清晰的边界现在已经模糊了,很难辨认了,当今时代关于翻译的研究已不再能够达成一致的看法了。至此,我们有必要对芭斯奈特的观念进行概括和定性分析。芭斯奈特之所以不赞成第一种命题,原因在于(1)对原作与译作的主仆关系不满意,这不符合当代反对霸权、争取独立的主流思潮和运动;(2)当前,证伪与范式革命是新观点乃至新学科得以成立的明显标志这一观念已深入人心。既然第一命题是传统的,所以就必须否定。第二命题为什么能得到芭斯奈特的共鸣呢?我们也可以归纳出两个原因:(1)芭斯奈特本是搞文学和比较文学的,又提出了文化转向的口号,自然就从文化的角度看待翻译,又由于翻译对文化的推动是明显的,所以也容易从“再生”或“转世”等作用之处着眼;(2)“再生”、“转世”具有不依附的意味,德里达“译作即原作”的界定很符合其提高译作地位的解放思想。我们先看看芭斯奈特列举的事例能说明什么。查浦曼和拉莫特的确把自己铭刻到译作之中了。查浦曼翻译荷马作品时改造了人物性格、对智慧的价值观念以及对感情的抒发和克制增添了道德说教成分,而拉模特按照自己的意图处理原作,把《伊利亚特》二十四卷的长诗压缩了一半。不过,我们要问:查浦曼和拉模特把自己的意图和价值观念加进译语文本里,这是翻译吗?如果大家不否认翻译意味着转换(transfer)的话,那也不会否认转换预设被转换的东西(what is transferred),正如偷窃预设被偷窃的东西一样。换言之,如果大家不否认翻译是把一种语言转换成另一种语言,或将一种语言表达的内容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的话,那么我们就不难明白查浦曼和拉模特的行为构不成翻译行为,因为他们的操作缺少了构成翻译条件所要求的一端:源语和/或源语表达的内容。拉模特把《伊利亚特》压缩一半,是地地道道的改写,压缩意味着减少而不是增加,但不可否认这是他把自己凝练简约之类的美学主张或观念加进了翻译。据此分析,这与其说是原作的“再生”或转世,毋宁说是译者的“再生”或转世。可见,“译作是源文本的‘再生’,是它的留存,它的转世”这一命题与芭斯奈特的论述其实是不契合的。我们再看看芭斯奈特关于翻译的解释有几分道理。如果说翻译是变色龙,能改变颜色,改变形体,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翻译本质上就是变——“译乃易也”。至于芭斯奈特的假设:“如果认为能以另一种语言再现同样的完全对等的文本也同样愚蠢”,我们可以肯定懂得翻译的人不会期待“同样的完全对等的文本”,因为他们也都知道“译乃易也”。问题在于芭斯奈特看到了“易”,却混淆了翻译本身蕴含的“易”与翻译之中寄生的“易”。就翻译本身而言,“易”是必然的,但却是有限度的,而不是任意的。所以,芭斯奈特所谓的“翻译能将自己译成许多不同的东西”这一论断是不恰当的,比如变色龙怎么变都是变色龙,它不可能变成蜥蜴、蛇等。我们不能不说,芭斯奈特看到了翻译现象却失却了翻译的本质,她夸大了翻译的主体因素,又忽略了翻译的基本规律。如果说译者的操纵不可避免,我们也不难理解操纵不是翻译所要求的,不构成翻译的充分必要条件。为了说明芭斯奈特所谓的翻译的实质,我们试以“历史-演义-戏说”的演变做一类比分析。大概没人否认“历史”这一学科的界定。历史是实事求是的,忠实于史实的学科体系,这一学科有着明确的范围、目标和治学标准。我们不应因为历史缺少创造性,忠实于、服从于史实而认定它地位卑下并去努力地把它拔高。我们也不否认在历史的基础上进行改编的、含有艺术加工和虚构成分的演义这一型式,而且演义还可以发展到更为夸张,甚至歪曲史实的戏说,但我们不至于将历史与演义、戏说相混同。芭斯奈特列举的例子都含有译者个人发挥的成分,加入这类成分的翻译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翻译,正如演义和戏说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一样。应该说,关于翻译的本质认识之所以未达成统一意见,是因为人们不太容易把握翻译的“易”这一特性,容易将翻译之“易”与翻译寄生之“易”相混同。如果我们将两者做出明确区分,就容易看出翻译的本质特征和非本质特征,这种区分对翻译的本体论认识是很有必要的。藉此,我们不难判断文化派学者提出的“翻译即改写”、“翻译即操纵”的片面性。“改写”、“操纵”淡化了客观性,突出了主体性,放任了随意性,构不成严格意义上的翻译。如果以此界定翻译就意味着没有抓住翻译的本质,以此得出“译作独立于原作”或“译作就是原作”的结论自然是没有根据的。

 

对芭斯奈特的“共谋”和伪译的剖析

阐明其翻译学新观念,芭斯奈特提出了“共谋”这一概念。所谓共谋就是彼此影响,相互认同。她认为共谋是一个普遍现象,如家庭中的暴力冲突中,某些成员之间就会有某种程度的共谋,而且让人难以辨别孰是孰非——可谓清官难断家务事。事实上,我们都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着共谋。大概世上的任何事情都不是截然清明的,以此类推,读者和作者之间也存在着共谋关系。解构主义大师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 1977)让我们反思在文本的成就过程中作者所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他认为所有文本都依赖于先在的成分,“文本是从文化的无数个中心中提取的语录编织而成的……(作者的作用)只是将作品掺和起来,彼此引证,却从不倚重其中的任何一个…….”芭斯奈特据此论断,世间不存在真正意义的“原著”。即便避世的迪肯森那精妙绝伦的诗也算不上“原著”,因为她毕竟读过各类文本,其碎片和回声漂游于她诗作的字里行间。芭斯奈特想以此说明翻译中“原著”及“对等”的虚幻性——既然“原创”都是虚幻的,翻译中自然也不会存在所谓的“原著”,既然不存在原著也就无所谓“对等”了。而且,在她看来翻译中还加进了“原著”中原本没有的东西——“异质不仅在读者层而且在作者层都融入了翻译过程”。芭斯奈特认为“共谋”很适合回答“翻译什么时候可以不是翻译”这一问题。作为读者,我们与“翻译”这一术语共谋,所以我们才有了“原创性”、“权威性”,“权力”、“归属”,“主导”、“服从”之类的概念。芭斯奈特在否定了“原著”之后,又从根本上对“翻译”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她引用图瑞(Toury 1985)提出的“伪译”(pseudo-translation)(即冒称翻译的作品)这一概念,以说明译著与原著之间不存在严格的分界线——“翻译”只是人们认定的、接受的概念。芭斯奈特论述了五类伪译,我们试分别叙述并进行相应的分析。

非权威资料来源

斯奈特所指的这一类伪译,指的是从不同的语言中搜集材料而编写出一部著作来。芭斯奈特援引《亚瑟之死》作为这一类的典型。关于亚瑟王的故事已有法语、威尔士语和英语版本在民间流传,马洛理(Mallory)受命将这些归并成英语著作。这一著作是翻译还是编写,还是其他什么东西?芭斯奈特认为是什么其实并不重要。她认为《亚瑟之死》是一系列叙述材料的复述,是一种改写,而且有她改写优越论的当然理由——勒斐维尔就将翻译改称为“改写”,以提高译者的地位,摆脱“翻译”这一术语的局限。芭斯奈特叙述道,《亚瑟之死》的原型不是一个单一的文本而是几种语言集聚的资料,其作者声称资料来源的可靠性,又抹去一切我们可以核对资料的线索。而我们作为读者又与作者进行着共谋,认定其出处的权威性,接受作者的操纵。同理,翻译亦如此,读者认定某某作品为翻译,接受译者的操纵。所以,所谓原著译作其实是假定的或认定的,而未必有客观的标准。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芭斯奈特一贯如注的意旨:原著、译著都是我们“共谋”的结果,追求忠实、对等的翻译只能降低译者的地位,翻译就是改写。我们认为:《亚瑟之死》的确属于改写,但是由于改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翻译,以它来否定翻译和相关概念自然是不得要领的。

 

自译

所谓的“自译”现象是“翻译何时可以是翻译或不是翻译”这一问题的另一维度。用法英两种语言进行写作而颇有声望的贝克特(Samuel Beckett)出版了四首短诗构成的组诗,这组诗是法英对照的。注释表明是作者自己英译了自己的作品。芭斯奈特虽然没有表明自译不是翻译,她想表达的却正是“翻译即改写”这一命题。芭斯奈特仅以作者第四首诗的最后一行为例进行了分析,她认为法英两句的意思完全不一样。法语是“Pleurant celle qui crut m’aimer”,英语是 “mourning the first and last to love me”。我们就此进行简要推理和分析。如果第四行诗因为法英语的意义完全不一样而认定它不是翻译,那么前三行是不是翻译?如果芭斯奈特因为一行诗不是翻译而得出“翻译”这一概念不成立的话,那以我们以她同样的逻辑进行推理:如果前三行是翻译,那结论不就是“翻译”这一概念可以成立,而且成立的比分是不成立的三倍了吗?可见,芭斯奈特的论证是不符合逻辑的。在此基础上,我们再考察芭斯奈特援引的例子。这一行诗的法英语版本所表达的未必不是相同或相近的意思。话虽说诗无达诂,但我们不能排除这两种版本都有“因为爱我而哭泣”的意义,就是说,都传达着“悲”与“爱”的关系。退一步讲,即便意义有别,也不能否定它的翻译属性,因为诗不同于其他文本类型。诗歌是美学的,情感意义的权重是大于命题意义的。在翻译中,由于可译性限度我们往往可以取消命题意义而顾全情感意义,而且在诗歌中意境、意象、意蕴又大于意义,所以诗歌更注重超越字面的美学效果。也就是说,即便芭斯奈特关于这一行诗的断言是正确的,也是说明不了自译不是翻译,或翻译不是翻译(即“翻译是改写”,“翻译是操纵”)的。芭斯奈特接着说:“这些诗所在的版本明确说明英语版是翻译。但是鉴于意义上的差别,我们能把权威性归之于‘原作’吗?”这里似乎存在着逻辑问题:我们不明白为什么译作有别于原作,原作就不具有权威性。我们能因为枳有别于桔而反推出桔不是桔,即桔不具有桔的权威性的结论吗?基于这不符合逻辑的逻辑,她认为解决困境的办法就是否认“原作”的存在,同时也就否认了“翻译”的存在。她认为,这只是同一作者用不同语言写出的同一文本的两个版本。芭斯奈特又自相矛盾了:我们可以以同一逻辑反问,如果两个版本意义不同,这能说是同一文本吗?芭斯奈特以否定“原作”为立足点,进而否定“翻译”,她实际想说明的依然是“翻译即改写”、“翻译即操纵”这类命题。我们认为“自译”与“翻译”并无二致,不足以以此否定“翻译”这一被普遍接受的、根深蒂固的概念。其实,同一内容的两种语言的不同版本也就意味着翻译,因为这体现了语言的转换,包括形式和功能的转换。即便所涉及的语言或内容之间有什么差异或差错也不能否认这就是翻译,因为翻译不能排除差异或差错,正如人不能排除缺陷或疾病一样。

 

杜撰翻译

斯奈特以布尔顿(Richard Francis Burton)假托由F. B.翻译而实际是他自己写的长诗为例,说明给翻译下定义的困难性。我们不否认伪译的存在,但这与界定翻译是毫不相关的,因为不管作者从哪里取材,不管其意图如何,伪译都不是翻译。以伪译说明翻译或界定翻译是无效的。比如,如果有人以石莲冒充雪莲,以面粉冒充白粉,我们怎能以前者界定后者的性能呢?

作为译者的旅行者

游记之类的文献是作者(旅行者)向本国人展示异国文化、异国情调而写的。我们先把芭斯奈特的大概意思表达出来。在这类文献的写作中总有意识形态的作用,旅行者以特殊的视角,即局外人的视角以国内读者为对象来组织素材,进行写作。由于这类作品的读者无法亲历异国文化,他们解读的活动就如同解读翻译作品一样。这类作品的语言往往有别于读者的母语,如一个常见的做法就是使用洋泾浜式的英语,以展示“他者”的真实性。问题是,这是不是当地人实际英语的转写是很值得怀疑的(芭斯奈特的意思是说,这应该是作者的翻译,更精确地说是操纵)。另一方面,旅游作品中旅行者和当地人的对话也意味着翻译——旅行者遇到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当地人,和他们用英语交谈就好像他们真的会英语,而且表达流畅,甚至可以插科打诨。芭斯奈特认为,这也是作者与读者的共谋——作者以操纵手段使读者假定这类会话的真实性,消除怀疑,配合作者的伪造。她说,旅游写作的常规就是以貌似翻译的样子让我们接受这类会话的真实性,而“貌似翻译”这一事实又模糊了界限,让人没办法推断这些会话到底真地发生了没有,我们只是认同,相信一切都是真的。总之,这类写作是共谋的结果。芭斯奈特想说明什么问题呢?她想以游记之类的作品来论证“翻译”的模糊性,由此说明“共谋”的作用和翻译的操纵性质。我们不难断定:游记不属于翻译,而属于写作——它依据一定的事实,经过艺术加工,重塑真实性。游记有游记的作用,比如玄奘游历天竺30余国写下《大唐西域记》,你没办法验证具体细节的真实性,但其参考价值不容置疑。但是,我们决不能以《大唐西域记》之类的游记来说明翻译问题,因为游记与翻译是不相关的,尽管前者可能包含后者的某些成分。

虚构的翻译

游记作家常在文本中使用一定的标记,以示其中的某些对话是用外语进行的。具体说来,19世纪的一个常用的方法是模拟中世纪英语,以表示说该语言的人使用的不是英语。芭斯奈特认为,这种对异域人物的语言进行处理就是翻译。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可以称之为类比(详见第五章第一节)的写作手法,以说明作品中的人物是用另一语言进行对话的。按照芭斯奈特的例子,就是以中世纪英语类比当地的土著语言。作者的意图在于突出“他者”,所使用的类比仅起到标记语言的作用。我们认为,文中的这种处理手法不能界定为翻译,从本质上来说还是创作。一部作品是一个自足的文本系统,为避免出现一套以上的语码,往往用类比方法模拟方言或外语。这也是为了方便读者,否则不懂这种语言的读者肯定看不懂。芭斯奈特还谈到这种处理手法的文化意义——这种手法的应用说明英语比其他语言诚实、尊贵、高尚,等等。这与她探讨的主题似乎是不相关的,充其量也只能附带说明操纵可能产生的某种效果。以上我们对芭斯奈特提到的五种伪译进行了一一辩正。我们再看看芭斯奈特基于这五种伪译的论述所得出的结论:(1)“翻译”这一范畴是模糊的、无用的,所以一切关于“改编”、“译本”、“仿作”区别的争吵,一切关于忠实或不忠实程度的论争以及对“原著”观念的执著都是毫无意义的。(2)中世纪对于翻译的态度要开明得多,似乎没有翻译和原著的二元对立。这些术语的意义只呈现为一个其中有许多不同色度渐次变化的连续统。原著这一概念是启蒙时代的产物,是现代的发明。(3)《亚瑟之死》不能算作翻译,因为没有明确的原本,另一方面也不能算作原著,因为它取材广泛,出处不同。(4)翻译这一观念可公然用于意识形态的操纵,具有重要的意义。(5)不应把翻译看作一个独立的范畴,而是作者与读者共谋的缀字成文的一套做法。根据芭斯奈特自己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她自身的矛盾和混乱。她列举的五类伪译中她认为不是翻译的却是翻译,她认为是翻译的却又不是。即便如此,由于她的反复强调,其意图还是很明显的:她旨在说明“翻译就是改写”,“翻译就是操纵”,而“翻译”、“原作”、“译作”、“忠实”、“对等”之类都是子虚乌有的——“我们早该摆脱‘翻译’这一术语施加于我们的约束了”。(Bassnett 1998:39)以其逻辑进行推理,那就是:“翻译”已经瓦解,更无所谓什么“忠实”、“对等”、“标准”,我们随便怎么搞都行,只要自己认定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就行了,只要我们能操纵社会就行了。我们可以改头换面,可以偷梁换柱,可以自欺欺人。总之,随便吧。

 

结语

根据芭斯奈特的论证,传统的“原著”、“翻译”及相关概念都是模糊的、虚幻的、子虚乌有的。不过,以其逻辑类推,还有更多、更多的虚幻——如果翻译子虚乌有,那么写作、说话、绘画等等也是子虚乌有的了。难道写作、说话、绘画不都是由先在的观念编织而成的吗?就连我们人恐怕也是子虚乌有的了,因为我们人是由先在的基因:猴子的基因、鱼的基因、阿米巴的基因编织而成的。再朝前推,恐怕一切都是子虚乌有的了——“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总之,世界大同,一切皆无。我们将这一切的虚幻归因于芭斯奈特论证的虚幻。她模糊了客观事物的相对确定性,犯了违反了同一律的错误。我们现在回到引言中的四点设问,不难得出以下答案:

(1)芭斯奈特的论证不能推倒翻译这一概念,它还是可以确立的。

(2)伪译不是翻译,所以不能以之界定翻译。

(3)原作译作不是没有边界的,译作源于原作,但不一定劣于原作——译作原作之间有映现关系,两者各是自足的文本。

(4)“共谋”之说有其合理成分,但不应夸大它的作用,而且它不是翻译独有的现象。进而言之,也并不是翻译必然蕴涵“共谋”的。我们不能说某物具有某种属性就说是“某物”。依其逻辑,如果说人有动物属性,人不就是动物了吗?

(5)“改写”、“操纵”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翻译,也不是翻译的充分必要条件,因此不具有翻译的本质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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